四月的东京,连空气里都飘着樱花的甜香，我第一次走进区立图书馆时，正赶上晚樱落得最盛的时候，风一吹，粉白的花瓣打着旋儿从窗外飘进来，落在深棕色的木质书架上，像谁不小心打翻了调色盘里的春天。
我那时刚从京都搬来东京,在一家小出版社做编辑，每天对着堆积如山的原稿，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图书馆是我新找的“避难所”——高高的天花板下，书架排列得整齐如森林，阳光透过磨砂玻璃窗，在地板上投下细碎的光斑，连翻动书页的声音都轻得像呼吸。
就是在那天下午,我在三楼的文学区遇到了她。
她站在借书台后,穿着浅蓝色的制服裙，头发松松地绾成低马尾，几缕碎发垂在颈边，手里正给书贴条形码，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斜斜照进来，在她发梢镀了层金边，我抱着几本川端康成的书走过去，她抬头看我，眼睛很亮，像盛着午后的阳光。
“您好，请问借这些书？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带着点东京特有的软糯尾音。
我点点头,把书递过去，她接过书，手指轻轻拂过书脊，像在触摸易碎的玻璃。“《雪国》和《古都》都很有名呢，”她抬头冲我笑了笑，“《千羽鹤》稍微难懂一点，但值得慢慢读。”
我愣了一下,没想到她会聊这个。“你也喜欢川端康成？”
“嗯，大学时读过他的传记，觉得他笔下的女性特别美，像雪一样，看似冰冷，其实藏着温度。”她把借书卡递给我，指尖不经意碰到我的手背，温温的，“对了，我叫小林樱。”
“我叫渡边彻。”我说完才发现，自己的名字和他小说里的主角一样，脸颊有点发烫。
那天之后,我开始频繁地去图书馆，每周三下午，我都会“恰好”去借书，而“恰好”总能遇到小林樱，她会提前把我常看的作家作品摆在借书台旁，比如吉本芭娜娜的《厨房》，或者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，有时她也会和我聊书，从夏目漱石的《我是猫》聊到太宰治的《人间失格》，聊到窗外的樱花从盛放到飘零。
五月的雨季来得猝不及防,那天我出门忘了带伞，站在图书馆门口发呆，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玻璃上，模糊了外面的世界，小林樱撑着一把透明的伞从里面走出来，看见我，眼睛弯了弯：“渡边君，要不要一起走？顺路。”
伞很小,我们不得不靠得很近，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樱花香，混着雨水湿润的泥土味，她把伞往我这边倾斜，自己的右肩湿了一片。“其实我每天都会在这里等你，”她忽然小声说，“看你总是一个人坐在窗边看书，有时候觉得，你书里的世界，是不是比现实更热闹？”
我心脏猛地一跳,想说“不是的，我在等你”，却只笨拙地问了句：“你为什么喜欢图书馆？”
“因为书不会说谎，”她抬头看着雨幕，“也不会离开。”
那天之后,我们的关系好像近了一点，她会告诉我，她大学学的图书管理，梦想是开一家小小的绘本馆；我会和她分享我编辑的故事，说哪个作者的文字像刀子，哪个像棉花，有时她会在借书的书里夹一张小纸条，画着简笔画的小猫，写着“今天也要加油哦”。
七月的时候,图书馆办了一场“夏日读书会”，小林樱拉着我去做志愿者，我们一起整理书架，给小朋友读绘本，她穿着白色的连衣裙，站在一群孩子中间，笑容比阳光还灿烂，有个小女孩问她：“姐姐，你为什么喜欢读书呀？”
她想了想,说：“因为书里有好多好多世界，我们可以一起去冒险，不用长大。”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，她就像书里走出来的女孩，干净得像图书馆窗外的第一片雪。
八月末,我接到了调职去大阪的通知，要走的前一天，我最后一次去图书馆，小林樱正在借书台后整理书，看见我，愣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一个比往常更温柔的笑容：“渡边君，今天要借什么书？”
我从包里拿出一个包装好的盒子,放在她面前。“这是给你的，”我低着头，不敢看她的眼睛，“我写的一个短篇故事，关于图书馆和樱花，还有一个像雪一样的女孩。”
她打开盒子,里面是我打印的手稿，扉页上写着：致小林樱，愿你的世界永远有书，有光，有春天。
她的眼眶红了,把手稿紧紧抱在怀里。“渡边君，”她声音有点哽咽，“你要走了，还会回来吗？”
我点点头,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。“会回来的，等我开了自己的出版社，就来找你，让你做我的专属图书管理员。”
她笑了,眼泪却掉在了手稿上，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递给我：“我早就准备好了，送你的。”
打开一看,是一枚樱花形状的书签，用透明的树脂封着，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樱花瓣。“上次你说喜欢樱花，我捡了好多，做了这个。”
那天离开图书馆时,雨停了，阳光从云层里漏出来，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，反射出细碎的光，我回头望，看见小林樱站在图书馆门口，手里还拿着我的手稿，像一株在风里轻轻摇晃的樱花树。
后来我常常回东京出差,每次都会去图书馆，小林樱还在那里，借书台后的樱花书签换了一枚又一枚，她的笑容却和第一次见面时一样，像午后的阳光，温暖得能融化所有疲惫。
有一次我问她：“你有没有后悔
